咸丰皇帝为何不肯重用曾国藩?
ʱ䣺 2019-06-13

  在中国近代史中,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人物。誉之者说他是理学大师、大儒、圣贤、传统文化集大成者,一代名臣;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。毁之者说他是卖国贼、大刽子手、杀人魔鬼。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才华“属中等”,颇为钝拙,但他志向远大、性格倔强、意志超强,勤学好问,非常人所能及。

  一开始,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关系也谈不上有多好。皇帝上台之时,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,他对曾国藩并没有特别的印象。曾国藩与皇帝的有效“互动”,得从咸丰三年(1853)十二月说起。我们回溯这段历史,理一理他跟皇帝的关系。

  那时,曾国藩组建水军,尚未就绪,皇帝就着急催他,说,你赶紧率兵出省,安徽庐州被太平军围攻,形势吃紧,你得赶紧去援助。在圣旨里,皇帝顺带提了一句,说,湘军不仅是保卫湖南的义师,曾国藩你不要妄自菲薄,而应该“统筹全局”,争取平定东南。当然,这不过是一句勉励的套话,根本不是圣旨的要点,要点在于,曾国藩你别磨蹭了,赶紧去安徽救急。

  有意思的是,曾国藩看到“统筹全局”四个字,心里一激动,还真就在回奏里面针对“统筹全局”大大地发挥了一番,提出一个大战略。他说,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江西四省,要“四省合防”“四省联动”,设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,调度各方资源,力争早日戡定东南。也就是说,他俨然把自己当作四省的最高战时指挥人,不自觉就站在一个新的高度,思考全局。洋洋洒洒讲了一通大计,然后,他再讲为什么不能尽快去安徽,他说,水师在未来四省合防的政策里面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,不能轻易出省,得等我把士兵练好了,船也造好了,钱也筹集得差不多了,再出去,待到那时,在四省合防的大框架里,水师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。

  咸丰皇帝可没想到催曾国藩去安徽,竟然催出这么一篇大而无当不识时务的演讲,不由得十分生气,他在奏折上批了一段话,说,安徽省等着你去救援,你呢,偏不跟我接这个茬,非得“偏执己见”,说什么“四省合防”,我是知道你“天良尚未泯灭”,才让你去干这个事,你呢,不好好琢磨具体事情,却把天下大局、数省军务,都要一肩扛了,那好,我问你,你掂量一下,照照镜子,凭你的才力,办这等大事,“能乎?否乎?”

  走笔至此,皇帝还不解恨,计算起曾国藩的旧账,说,上回你不是攻击我,说我有三个弊端吗,不是说我刚愎自傲吗,我看啊,你“漫自矜诩”,你才是盲目骄傲。那会儿你调子很高,说我这不对那也不对,天底下还有谁比你更高明啊?可一旦动真格的,你什么表现呢?“及至临事”,到今天这个节骨眼上,你却跟我玩虚的,吹牛不上税,借口什么“四省合防”,自己不挪窝儿,明明就是个胆小鬼嘛。若你不承认胆小,非要把数省军务一肩挑了,非要从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角度思考问题,那也行,你就告诉我,具体你要怎么办,你自己放手去干,你“办与朕看”!

  曾国藩接到这份气势汹汹的批谕,倒不怎么害怕,因为这事有道理可讲。对于皇帝的质询,曾国藩从容应对。皇帝问,“能乎否乎”,行不行啊你?他说,“自度才力,实属不能”。管家婆彩图。皇帝让他“办与朕看”,他说,“惟有愚诚,不敢避死”。也就是说,让我去办,没问题,我没大能耐,只是,不怕死这一条,可以自信。Just do it,我能。不过,最终do成啥样,我不知道,不敢打包票。至于催促赶紧往安徽去,这才是关键问题,曾国藩不松口,说,我若仓促承诺,这叫“大言欺君”,与其犯一个欺君之罪,还不如我先在湖南这边挺着,不做好准备,坚决不挪步儿,我甘愿受一个“畏葸不前”之罪,也就是说,不论皇帝你好讲歹讲,我就是不去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,这就是曾国藩的道理。

  他能这么说,一是被皇帝逼急了,一则是吸取教训。前此,他的老师吴文镕做湖广总督,跟湖北巡抚崇纶不对付,吃了激将法,酿成血的教训。吴文镕与崇纶,素来就有矛盾,等到太平军进犯湖北,矛盾就激化了。

  一般来说,总督比起巡抚,在军事方面的责任更大一点,因此,崇纶就逼吴文镕,说,你的本职是负责武昌以至湖北全省的防守,你得带兵出去,天天待在武昌城里,贪生怕死,这可不是总督应有的态度。

  然而,吴文镕不过一介书生,毫无作战经验,这会儿让他带军队出去,那就跟送死差不多。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,写信给曾国藩,说,我现在不会出去,得等湖南援师过来,再行计议,我忍得住,不受逼,我就在这城里面待着。

  可是,崇纶向皇帝上奏,告了一状,说,总督一天到晚躲在城里,贪生怕死。咸丰皇帝听信谗言,批谕下来,责备吴文镕。吴文镕终于没扛住,只得离开武昌,出去作战,没几天,所部遭遇太平军,一击即溃,吴文镕也战死。

  曾国藩吸取了这个教训,自誓没准备好的话绝不轻举妄动,任谁怎么讲,怎么骂,都得死扛。就该这样,死扛才有生机,不扛肯定死了。当然,骂了曾国藩一通之后,皇帝静下来一想,也有些悔意,觉得骂得过分了一点。毕竟到目前为止,各地军队跟太平天国作战,敢说战而胜之的,几乎没有,至于各省团练大臣,也没见谁像曾国藩这样,能迅速整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。

  所以,皇帝觉得,还是应该更积极一点,去鼓励曾国藩,而不要过于悲观,过分斥责。因此,又给他回了一道谕旨,说,“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”,你求稳重,自然有你的道理,那么,你还是按自己的方式去做,至于“畏葸不前”之罪,这话说重了,我没这个意思,我不怪你。

  在这轮对话之后不久,曾国藩率领湘军取得了解围湘潭、收复武昌的胜利,皇帝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不小的改观,再与曾国藩说话,口气就越来越平和,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温暖。

  咸丰四年(1854)十二月,一部分水师追击太平军,一直追到鄱阳湖里面,结果被石达开在湖口派兵截住,入湖的水师从此不能回到长江,于是,湘军水师从这时候分为长江水师和内湖水师。冲进内湖的都是小船,留在长江的都是大船,大船行动不便,若无小艇在周边防护,就很危险。

  没多久,留在长江的大船就被太平军烧掉不少。曾国藩自己的座船,是水师最大的一艘船,也被烧毁,他放在船上的所有文档,包括公文、日记、诗文稿、书信、藏书,也全部被毁。

  今天,我们看《曾文正公日记》,从道光末到咸丰五年(1855)的部分,十不存一,就是这一次烧掉的。后来,又在长江上“漂没”了几十艘大船——即被大风一刮,互相撞击导致毁损,从这时起,长江水师几乎名存实亡。

  于是,湘军水师建成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损失了一大半,至此只剩下鄱阳湖内一百多艘小艇。按道理,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,因此,曾国藩“自请严议”,就是自行举发,请严厉处罚。而皇帝的答复是:“偶有小错,尚与大局无关。”请问,这怎么叫“小错”呢?这是很大的失误,甚至是失败啊。但是,皇帝说这是小错,一言九鼎,那咱们没办法,只能认同。

  有趣的是,皇帝不因此责罚曾国藩,却严厉谴责江西的高级官员,说他们在协同作战及后勤保障方面没有很好地帮助曾国藩,对湘军水师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。曾国藩犯了错,挨骂的却是江西官吏,这不很有趣么?其实,皇帝骂江西人,是在为曾国藩开脱责任。

  又过了一阵,湘军水师造好一批新船,停泊在城外江面,被风刮倒,又撞毁不少;同时,陆军在江西作战,进展缓慢。对此,皇帝都没有批评曾国藩,只是安慰他说,你别急,慢慢来,有些事情不能怪你,大势如此,你又没有后援,遭遇这样那样的失败是难免的。类似宽解的话,讲了很多。不过,同时皇帝批复其他领兵大员就没这么客气,而是动不动就说,你有没有天良啊,或者,再这样下去朕就拿你是问,或者,信不信下次朕废了你之类。这一年,皇帝似乎对曾国藩情有独钟,与之对话,温馨感人,不要说曾国藩,就是读者看着这些感人的批语都觉得很温暖。

 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仅有口头便宜,还有一些实际的支持,譬如,咸丰五年六月,曾国藩用“多方掣肘,动以不肯给饷”的理由,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——江西巡抚总是威胁曾国藩,稍不如意,就不给湘军拨饷——皇帝一听,二话没说,就将陈启迈革职,换了个新巡抚。这对曾国藩来说,是很大的鼓舞。他觉得,以后在江西,日子要好过一些,新巡抚应该会善待湘军,因为,他参谁,皇帝就革谁,这太有威慑力了,谁还敢跟他较劲?

  但是,实际情况却与设想不符。后来的江西巡抚虽说不像前任那样事事针对他,处处为难他,却也没有积极配合他的工作。并不是说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,而是因为各方职责不同,有所为,有所不为,巡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巡抚不能仅为了湘军,而去破坏全省的财政调度与行政程序,他不可能拿出全部资源去支援湘军。非不愿也,势有所不能也。江西省本就受了太平军很大的侵扰,难民需要安置,城守需要加固,而各府各县财政吃紧,本省训练军队所需经费也不少,作为一个巡抚,面对这么个烂摊子,早已焦头烂额,哪还有闲心余力去支援湘军?这是实际情况,跟人际关系好不好无关。

  要解决这个问题,有两个方案。一,将湘军交给巡抚,让他去控制去指挥,这样的话,曾国藩就得让贤才行。二,要不就给曾国藩一个实际的能够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,财政、人事、军务一手抓。非此即彼,否则湘军与地方的冲突永远存在,永远解决不了。可惜,皇帝在这一点上认识不够,没能给曾国藩实际的帮助。撤换一个与曾国藩作对的巡抚,根本不解决问题。

  如前所述,作为地方长官的巡抚天生会跟作为客军统帅的曾国藩发生冲突,这是无法调和的。

  皇帝不仅没能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,反而在与曾国藩你来我往温言相向一年多之后,态度发生了改变。

  湘军在江西地区的军事行动,自咸丰五年(1855)正月水师被打成两截之后,就再也没有进展,皇帝的耐心越来越少,到了十二月,终于忍不住把久违的骂人的话又说出来了。他说,湘军水陆各军,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没听到你们的战报,也就是说你们根本没作战,日复一日,你们到底在江西干什么呢?整天就告诉我鄱阳湖以内被你们肃清,可是鄱阳湖有你们水师在里面嘛,你水师打那个湖里面的土匪,当然很厉害了,人家打不过你肯定被你肃清了,可是江西省那么大一块地方,你们在别的地方怎么就没有战绩呢?你曾国藩不知道这个“饷糈艰难,日甚一日”啊,你怎么能“屯兵不战”“耗费军需”,就是你光在这浪费钱可不行。

  这个已经很严厉,但是还没有出现人身攻击的字眼,就是说没有直接骂到他人身上。

  次年四月,曾国藩打了一个小胜仗,克复了一个小县城,当然克复这个小县城,也是先围着围着,然后太平军就自己跑了。曾国藩想这不也算一桩功劳,随后就以克复县城,写了一个奏折,同时附了一个保单,就参与有功人员多少人,我要褒奖保举一下。以前碰到这种保单,咸丰都是看都不看,就说你们就按这个保单上的东西,给他批就行了。因为这个保单在那个时候太多了,反正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奖励,就说你保谁几品几品,你保他作战英勇,那么我就批,批了之后呢,我又不用给他钱,我又不用给他一个具体的职务,等于就给他一个衔,所以对于皇帝这边来说,在战争期间,这种保举他一般不会过细地审查。可是他如果对你这个人有意见的话,他要对你有看法的话,像曾国藩这个保单,他就仔仔细细看了一遍,然后又根据别人给他的情报,说这个城是太平军先退出,你才去占领的,你怎么能说是克复呢,然后你还保举这么多人,这可不行,我看就保你几个人算了。这个就很严厉了,意思是说连这个“虚文”,就是虚有其名的保举,我都跟你较真了。

  十月的时候,咸丰皇帝终于发怒了,忍了一年多的怒火,全部发泄出来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契机,就是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诸王互相残杀的事件,先是东王要杀天王,天王就联合北王杀了东王,北王杀得兴起又要杀翼王,翼王没杀着,把翼王一家杀掉了,翼王就跑出了南京,然后回过头来,天王觉得北王杀人过分,又把北王给杀了。天京发生这样一件事情,清军都知道了,咸丰就说这是个好机会,曾国藩你赶紧去,赶紧作战啊,你离他们那边近,他们肯定会内乱,要趁这个机会赶紧剿敌。

  可是没办法赶紧,因为翼王石达开离开南京,太平天国立刻就有两个后起之秀——陈玉成和李秀成,掌管了太平军本身那边的军事力量。他们俩和石达开也达成了一个协议,互相并不开战,大家划定区域,两江地区还是由太平军来掌管,石达开进入江西,他们虽然互相屠杀,南京城里屠杀是比较厉害的,但是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军事力量,包括九江守城的林启容,安庆守城的叶芸来,他们都很镇定,并没有乱。这个时候湘军或者清军,你要趁乱去攻打他们,其实是不现实的。

  可是咸丰皇帝没有得到这么准确的情报,他主观上认为,既然都乱成这样了,肯定我们去打他比较好。而在曾国藩这边,越是石达开从南京跑出来,他们江西所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,因为石达开的大军全到江西来了,很快的时间,江西一大半地区就已经沦陷,被太平军占领。也就是说,这个时候翼王石达开带来的一支军队,反而使江西压力更大。你还说趁乱,人家趁你的乱还差不多,所以曾国藩没有出去,虽然被催了几回也没有出去。

  咸丰忍不住了,说你“老师糜饷”,“老师”就是你的军队越来越老越来越衰,“糜饷”就是浪费钱,“日久无功”,就算我不给你加一个“贻误”的罪名,你在那边花了这么多钱,那边的百姓那么拥戴你,你觉得你对得起江西的百姓吗,你还有什么脸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啊?

  对外曾国藩没有援兵,湖南那边的援兵,湖北那边的援兵都过不来,在内又没有将才,还整天要受江西地方官的欺侮,要受皇帝的责备,而他所抵抗的,又是石达开、林启容这样的太平军名将。所以他接到这封诏旨,实在觉得受不住了。只要有机会走,他肯定就会离开。当然,他没有明白说过,我们通过他的行为看得出来。

  我们知道,咸丰二年(1852),曾国藩出山,那时候他母亲逝世,他本来是要回家去守丧的,可是郭嵩焘劝了他几句,他父亲劝了他几句,他就出来了,没有太多的波折。而这一次,咸丰七年(1857)二月,他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,就向皇帝发了一封丁忧奏折,报告父丧,然后不等皇帝对这个折有什么指示,九天后就离开江西,直接回到了湘乡老家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曾国藩两次守丧的表现。

  母亲逝世,他尚未担负军务重责,完全可以推辞团练大臣的任命,这一次呢,身上有如此重要的责任,他却“擅离职守”,撒脚就跑。不客气地说,父亲的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解脱的好机会。

  咸丰皇帝或许知道他有牢骚,想借回乡料理丧事的机会调整心情,但没料到他是这么回事,是不干了。于是,皇帝给他批了三个月的假,说假满之后还是得回军营。

  按道理,回去三个月,处理各种事情的时间足够了,按照上次母亲逝世曾国藩的做法,应该会按时再次出山。可是,三个月假期一到,曾国藩不动身,而是再上一封奏折,说要休满二十七个月。

  这是清代的制度,官员父母有丧,就要回家守满三年之制,所谓三年之制,并不是说休满三十六个月,而是休足二十七个月就够了,等于打了七五折。曾国藩说,三个月不够,我要再休二十四个月。

  说到这里,要插叙几句。咸丰五年(1855)二月,曾国藩上《统筹全局折》,里面有一段话,是名句,他描述自己在江西的苦困,说:“每闻春风之怒号,则寸心欲碎,见贼帆之上驶,则绕屋彷徨。”春风,就是东风,风自东来,正好与太平军水师“西征”的方向一致,顺风满帆,占了先机。所谓“贼帆之上驶”,指太平军水师向长江上游进攻。那个时候,他的水师都打没了,已经无法控制长江,太平军要上来,他也没办法,因此,他“每闻春风之怒号”,“每见贼帆之上驶”,就“寸心欲碎”,就“彷徨”无寄。

  他用这么文学化的语言写给皇帝看,就是想表达他多么需要来自皇帝的支持,有了这份支持,其他环境再差一点,他也能坚持下去。但是,皇帝跟他的关系,在此期间已经趋于破裂,他再怎么“哀号”,皇帝也无动于衷。所以他觉得再待下去,怎么也不会有好成绩。

  而且,他也曾经很直接地向皇帝要地方官的权力,他说过,如果没有巡抚这样的职位,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都不能打好仗,另外,在报告父亲逝世的奏折里,他也提到这件事。甚至,最后回到湘乡,三个月假满,他打报告请求续假,还是透露出一丁点儿希望,说如果给他一个地方职位,那他可能还会回来。

  皇帝肯定能看懂这个意思,但是,除了同意曾国藩休满剩下的二十四个月丧假以外,皇帝再没有多说一个字,对曾国藩需要地方权力的请求视而不见。

 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曾国藩彻底灰心,在皇帝同意他续假之后,上折谢恩,又在附片写了短短的几句话,说,从今以后,若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,我就不会再“专折奏事”了,也就是说,湘军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,朝廷的事情我再也不问了。牢骚满腹,心绪恶劣,正常人尽管不能帮他做点什么,少不了可以安慰他几句。只可惜皇帝贵为天子,不是常人,看了之后,文宗仍然没有理他,就批了三个字:“知道了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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